冯胜利、王立军、孙玉文、董志翘丨理论、方法与未来——文献语言学四人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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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語言學：

理論、方法與未來

——文獻語言學系列講座第100期演講録

華學誠主持

馮勝利、王立軍、董志翹、孫玉文主講

華學誠（北京語言大學教授）：

各位老師、各位同學，大家下午好！

tuidong爲此，自2015年開始，在趙振鐸先生、郭錫良先生、王寧先生、魯國堯先生、江藍生先生等前輩學者的支持下，在學界衆多朋友的幫助下，由我校學科同仁齊心協力展開了三項影響巨大的工作：一是舉辦文獻語言學國際學術論壇，這個論壇至今已經連續舉辦了七届，専爲年輕學人提供機會的青年論壇也舉辦了四届，每届參會人數都在150人左右，今年綫上參會人數竟有三四百人；一是創辦《文獻語言學》輯刊，該刊每年兩輯，至今已經出版了14輯，第15輯即將出版，這一刊物2021年初進入C刊行列；再一個就是設立了文獻語言學系列講座，這個講座在魏德勝教授主持下，廣邀海内外老中青一流學者，圍繞文獻語言學主題，自定講題，自由發揮，今天應邀在座的諸位先生都曾多次支持這個講座。這個講座今天是第100期，值得紀念。因爲防疫政策的限制，無法組織大規模的綫下慶祝活動，所以我們特邀馮勝利先生、王立軍先生、董志翹先生、孫玉文先生舉辦一場文獻語言學理論、方法與未來展望的學術演講，以表達慶賀之意，也是促進這一學科發展之舉。因爲孫玉文先生得下課之後才能趕到現場，所以四位先生原定的演講順序略作調整。讓我們以熱烈的掌聲歡迎並感謝這幾位先生！從學科發生的角度看，中國古代的語言文字研究源自於識字教育、經典閲讀，在初步建構起“小學”這一學科體系的漢代，中國的語言文字學就形成了兩個非常重要的傳統，一是服務於經典文獻的闡釋，一是致力於語言文字本身的研究。經過兩千多年的發展，“小學”取得了輝煌的成就；20世紀初，太炎先生高屋建瓴，洞悉古今中西，基於傳統，融合西學，明確提出了“語言文字學”概念，促進了“小學”向現代的轉型。黄季剛先生繼承太炎先生的衣缽，對古代漢語言文字研究有著深入的理論建構思考，他是文獻語言學的“奠基人”。陸宗達先生在吸收黄季剛先生思想精華的基礎上提出了文獻語言學這一概念，並和他的弟子王寧先生深入詮釋了這一概念。讓我們首先有請陸宗達先生的高足、著名語言學家馮勝利先生談談陸宗達先生與文獻語言學，大家歡迎！

陸宗達先生與文獻語言學

馮勝利（北京語言大學教授）：

今天我要講的題目是一個命題作文：華學誠教授讓我講一下《陸宗達先生和文獻語言學》，我首先感謝華教授給我這個機會，跟大家分享我對文獻語言學的一些體會和想法。我想，華先生的這個題目有兩個意思：一是關於陸先生，二是文獻語言學。二者是有關係的：没有前者，就没有後者。陸宗達先生是章黄嫡傳的訓詁大師，弟子遍天下。區區晚學，豈敢雌黄，這裏只從個人的角度談一點自己跟陸先生學習的體會。有不對的地方，還望同門及各位師友批評指正。

一、穎明先生——我的“外公”

首先説一下我是怎麽認識陸先生的。1973年的時候，我在北京市宣武區的和平門中學（當時是180中學）教數學。我喜歡寫古詩[1]，結果讓當時的教務主任陸敞老師知道了，她就對我説：你可不要隨便給人看，這些古代的東西是“破四舊”的内容。如果你真想學的話，我可以讓我父親教你，但不要聲張。過了幾天，她就帶我去見陸先生。見面前她跟我説：你就叫我父親“外公”吧。就這樣，我認識了我的“外公”。陸先生給我上的第一課講的就是杜甫的《曲江》：“一片花飛減卻春，風飄萬點正愁人。且看欲盡花經眼，莫厭傷多酒入唇。江上小堂巢翡翠，苑邊高塚臥麒麟。細推物理須行樂，何用浮名絆此身。”先生説，學古典文學要以三本書爲基礎：一《史記》，二《昭明文選》，三《唐詩三百首》。讀古書，要學會句讀，這是基礎；其次是層次（就是我們説的章句）；第三是音詞。後來我才知道，第三點很要緊。他説的音詞含義頗深：讀古文不懂音律，永遠是門外漢。而讀唐詩，首先要分清層次。一種辦法就是分析詩聯的結構。杜甫《曲江》的前兩聯講的是一回事，是景色；第三聯和第四聯一定要甩開前面兩聯，講的是人事。第四聯必須統而觀之，把前面的内容攏括起來，再收尾。這就是古詩結構。學古詩，要精通它的層次結構。陸先生還講了第二種辦法、第三種辦法，這裏暫不多説了。從那以後，陸先生就每週讓我到他家聽他講書，也就是家塾的私授。注意：那是文革時期，學古代的東西一定得保密；否則不僅會影響陸敞老師，還會給當時被社會看作反動學術權威的“外公”帶來災難。所以當時跟我一起聽課的人（記得還有鄭天挺先生的孫子）都保守秘密，不聲張、不外傳。長話短説，先生講完唐詩後，也許是我的興趣在古典文學，先生就開始講《左傳》。講了近一年，《左傳》講完就開始講《説文》。我那時不喜歡《説文》，因爲跟文學没關係。但又没人教我文學，於是就姑且聽之。後來我發現，陸先生是在引你入路：先從文學入手，然後用《左傳》的字詞分析，把你的興趣吊起來，最後稍微轉移，一下子把你帶入小學。他先從我的名字的字形分析入手，講完“馮”“勝”“利”三個字後，就從《説文》的“一部”開始講，一個字一個字地講。在跟陸先生學了相當一段時間以後，打下了一些語文基礎。恢復高考後，77年我一下就考入北京師大歷史系。一年半後又考上了陸先生的碩士生，到中文系專攻《説文》。在我1986年赴美讀博之前，我跟陸先生學了十多年。期間故事很多，但今天主要跟大家講文獻語言學的陸先生。“文獻語言學”這個概念和術語是陸先生創造的。先生創造“文獻語言學”頗有深意，我就把我覺得其中最重要的方面列出來與大家分享。先從“師訓”説起。第一，在跟陸先生讀書的時候，先生説你要真想學小學的話，就要先讀“段注”。於是我就到中國書店買了一部“段注”，問先生怎麽讀。他告訴我：“不能讀斷頭書！”意思是不能只看開頭，一定要從第一個字看到最後一個字。他馬上補充道：“這是季剛先生的讀書規矩。”所以，跟陸先生學《説文》的時候有一個原則：《説文》9353個字，要一個字一個字讀完。可以説這是陸門的讀書規矩：“不讀斷頭書！”陸先生有一個比喻，他説你看天安門的兩個城門，上面的鉚釘缺了一個，城門就殘損了。我們讀《説文》中的每個字，就像城門上的每一個鉚釘，一個都不能少。這是文獻語言學打基礎的第一要則。第二，要敬師説。在先生講課時，他常常談到的一句話就是：“一知半解，皆先生所授；一酌一飲，皆先生所給(jǐ)。”他説的“先生”是季剛先生。先生對自己的老師非常尊重。對陸先生來説，這句話的分量相當重，不僅常誦不已，而且終身以之。這絶不僅僅是“尊師”，不僅僅是俗常理解的“師恩難忘”，這是“敬學”！没有敬學之心、之情，談何尊師？這就是他在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的時候，仍然私塾講學的深層原因。其實，陸先生的敬學恐怕還有别於他人（所通常理解）之更深者：這就是先生對章黄之學的中國“根柢文化”傳統的承襲的情懷和理念。季剛先生曾説：“余於中國學術，猶蜂腰也。其屑微已甚，然不可斷。斷，學術其亡乎。”弟子只知“敬師”，還是人情上的品格；而弟子“敬學”，則直關學理文化。這一點，似乎今人還没有充分認識到，但這應該是先生創造“文獻語言學”的精義所在：一息尚存，師學必傳！其本身就是中華文化之精萃。這種精神今天是否也成了“蜂腰”呢？值得思考。

二、文獻語言學的基礎

陸先生在他的講課和談話中，常常在你下意識的時候，把他的思想潛移默化地傳授給你（尤其是先生看中的對象）。有的時候看似輕易，隨便帶出“我講的這些東西叫文獻語言學”。聽者（我自己就如此）根本不知道文獻語言學是什麽——耳熟而不能詳。反正我們學的是《説文》、是《左傳》，其他就不大關心，也不理解。但就在潛移默化之中，得到薰陶和訓練。首先，文獻語言的基礎是《説文解字》。《説文》要從點讀“段注”開始。這是“自家功夫”。第二是老師的精讀示範，陸先生親自講。先生用了將近一年的時間，從城濮之戰、鞌之戰、殽之戰、邲之戰，講到鄢陵之戰。這五大戰役，一字一句地講。所以，文獻語言學的基礎，離開講書難爲功。這個“講書傳統”需要不需要繼承？我覺得也非常值得思考。“講書”説到底是文化傳承的大問題。現在很少看到我們還有講書的教授，講書本身也成了“絶學”，成了能不能傳的大問題。我覺得也是值得思考的：“講書”在我看來是繼絶學中的一種“絶活”，絶活失傳，談何“繼絶”？

陸先生的文獻語言訓練不僅要“講書”，而且要“點書”，從點讀“段注”開始。穎明先生和季剛先生一樣，你不點，他不教。我的切身體會是，當我點完“段注”後，陸先生似乎一反常態，鄭重其事地在講書中加入了構字原理和古韻通轉的内容。比如他講“惟初太始，道立於一，造分天地，化成萬物”（《説文》“一”字解）時，説這都是道家的説法，現在一般把它看成儒家説法是錯誤的。“道立於一”説的不是“字”、不是“數”。最近我在一篇“寡人考”的文章裏分析漢語的數字如一、二、三、四等等，絶對不能把它們理解爲簡單的數字，就是根據老師的傳授而來。先生在講“六”字時説，六從“八”，怎麽能先有“八”後有“六”呢？可見不是數字。再如“元”和“兀”這兩個字，都從二，其實也可以從一。一和二絶對不是“數”。這在“兀”字可以“讀若敻”上發現綫索。“兀”其實不能讀“敻”，而應該讀音近似於“元”，音在痕寒部。《説文》玉部“瓊”異文作“琁”，聲符互换，説明“敻”和“旋”亦音通。《詩經》“洵兮”，《韓詩》作“敻兮”，可見“敻”可讀“洵”。於是知道“兀”和“元”上古音通。這就是爲什麽“元”從“兀”聲（參“段注”“元”字解）。陸先生用這樣的方法給我們傳授了什麽叫文獻證據、什麽叫語音的基礎。

學習了一段時間之後，我問先生：“您總説這個字在歌部，那個是咍部，我怎麽學呀？”先生生問：“你真想學嗎？那就把《説文》所有的聲母（諧聲字的聲符）和聲母互换字找出來、記住。”比方説“䀁”，説文又作“”，説明“有”和“右”同音。再如“㭒”，《説文》或作“梩”，可證“㠯”和“里”古代是一個音，故可聲符互换。都找出來後，下一步要把“讀若”也同樣找出，抄在“大徐本”每個字下。通常，一部“大徐本”没多久就翻爛了，然後再買一部做。

這就是陸先生説的文獻語言學的功夫之學。但當時只覺得文獻語言學和文字、音韻、訓詁是一回事，未悟其旨；要旨何在，並不知道。陸先生的《説文解字通論》出版後，他簽名送我一本，並寫上“勝利世講”。我讀了以後，慢慢體會到：他説的文獻語言學，既不是“文獻學”，也不是一般説的“語言學”，而是“以古代文獻語言爲研究對象的語言學”。這與我的美國老師Labov教授（社會語言學創始人）的社會語言學一樣，他強調“社會語言學”不是“語言社會學”，而是“從社會的角度研究的語言學”。正因如此，陸先生特别強調“用聲音通訓詁”，因爲没有聲音就不是語言。這是文獻語言學的核心。事實正是如此，清人的聲音通訓詁，到季剛先生手裏發展成了聲音通句讀：發明了“聲氣句讀説”[2]。我們今天進行的“韻律語法”也是“聲音通訓詁、通句讀”的發展，不過是“用聲音通句法”而已。

三、文獻語言學的精藴

上面的話題自然而然地就引發出陸先生的文獻語言學的精藴爲何的重要話題。我認爲下面的幾點不容忽視。第一點是上面提到的“以音通語”的核心——通過聲音來發掘和發明文獻語言中掩藏的語言規律。第二點是“以意爲心”的研究目標。在陸先生的“文獻語言理論”裏，“意”和“義”是兩個概念；簡言之即“以意表義”。譬如“髯=鬍鬚”“姌=美女”“冉=柔弱”“冄=垂毛茸茸”，雖然各有所指，但都均從“冉=垂毛柔弱”取意成義。再如“錢、盞、淺、箋、賤、餞”，都是從dzɑn聲，皆從“淺小”之取意而得名。我有一篇文章討論“命意”的問題——取什麽意來指稱或表示何種物件，是有根據、有規律的。[3] 把取意規則梳理出來就可以看出語義通轉之“義軌”，如同音變之“音軌”一樣，既可以用來預測，也可由用來證僞。[4]用這些規則來建立詞彙的派生系統，這就是《文始》創建的“同源”體系。雖然“取意派生”的機制，在文獻語言學史上，乾嘉學者已有意識地使用和發掘（如段玉裁和王念孫的訓詁實踐），但直至《文始》才自覺地把它當作同源詞的語義機制。在一個國際會上，有位蘇黎世漢學家對我説，《文始》是章太炎看了國外的著作受到影響才做的，不能説是原創。我説：你説這話要小心。爲什麽？季剛先生没有讀過國外的書，他在《國故論衡·序》中説：“曾因侍論，有所陳獻，既見稱許，規爲《文始》。”可見，《文始》的變異、孳乳的思想，是季剛先生在和太炎先生的問學中，碰撞出來的。怎麽能説是襲取外國而非原創呢？這是文獻語言學上的一個巨大突破；陸先生的《同源字新證》可以説是他文獻語言學研究成果的結晶。《文始》和《同源字新證》是用一個系統建立的，這個系統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就是“以意表義”的語義系統。第三點是研究方法，亦即“以學理爲基礎，以結構爲依據，以邏輯爲原則”。比如季剛先生的“聲韻相挾”論。他首先從等韻中發現“變紐”都出現在二三等。因爲這些“變紐”絶大多數是錢大昕（如非敷奉紐）、章炳麟（娘日紐）所證明的古聲之變，於是他推出：一四等的聲母屬古本紐。再而推出：没有“變紐”的一四等韻是古本韻。最後得出上古音28部19紐“聲韻相挾而變”的理論。聲韻相挾是原理，本音與變音是結構，互補分佈是邏輯。後人不懂“互補推理”的演繹邏輯而誤以爲他的做法是“循環論證”，“就引出了很不合理的結論”。[5] 可見，從學理的角度，以結構爲基礎，按照邏輯分析的原則進行研究的話，你就會發現新的結構。就此我想，什麽是真正的學術突破？無論古代還是當代，無論文字學還是音韻學，没有結構的發明，很難説突破了什麽。

四、文獻語言學的學術範式

那麽怎樣發明新結構呢？我覺得文獻語言學背後還有自己的一套學理範式，這是“結構發明”的策源地。分而言之，即：1、章氏（太炎先生）的學術圭臬；2、黄氏（季剛先生）的發明之學；3、陸氏（穎明先生）的文獻語言學；4、王氏（王宁先生）的理論與方法。前後一脈相承，而奠基於太炎先生：“學問之事，終以貴鄉東原先生爲圭臬耳。”[6]僅此一句就標識出學術範式的淵源所自：中國的文獻語言學是以戴震“綜刑名、任裁斷”的科學“理必”爲機理建立的；如若不然，就要偏離文獻語言學的根本方向。季剛先生針對當時全盤西化的風氣，進而將太炎先生的學理範式標識爲“發明之學”，使之對峙於受西方影響而宣導起來的“發現之學”：“中國之學，不在於發現，而在於發明”[7]，“今發見之學興，而發明之學替矣。”[8]我想，最後一句，應該是季剛先生感到傳統文化精華面臨斷絶，含淚而言的。可惜的是，“發明”和“發現”這兩個概念今人仍不甚理解，也不甚明瞭。但這確是中國文字音韻訓詁之學，亦即文獻語言學的科學傳統之核心。做學問，材料固不可缺、文獻必不可少，但絶不是“資料主義”（如胡適和傅斯年宣導的“一分材料説一分話”“上天入地找材料”），也絶不只是“文獻考據的唯古是求”（如吳派學者顧千里）。文獻語言學是踏踏實實地用功細讀原著，發覆文獻中藴藏的“語言規律”（如戴震、段、王之所發明），這才是季剛先生説的中國學問之精髓，才是陸先生腦子裏的文獻語言學要旨之所在。早在1957年他就提出文獻語言學的概念：《説文》研究的對象，是周秦的書面語言[≠書面語]，研究的内容是文字、聲音、訓詁；所以被稱爲‘文字聲音訓詁之學’，成爲文獻語言學的奠基之作。（《陸宗達文字學講義》郁亚馨等1957年筆記）和季剛先生一樣，陸先生的“文獻語言學”是針對當時“全盤蘇化”、取消古代漢語和訓詁學教學的風氣下提出來的。他要繼承！他繼承的是古文獻研究中的語言學的傳統精華。他説：“《説文》研究的對象，是周秦的書面語言。”注意：“書面語言”不等於今天的“書面語”，二者概念不同；前者的聚焦是“語言”，後者的内容則很叢雜（參趙元任Sayable Chinese中“只能看而不能説”的書面語）。傳統小學中的諸多科目（包括《説文》）如何爲“語言學”的研究服務，使之成爲文獻語言學的材料？這是現代的角度！這個角度的小學研究，顯然和通常所謂文字、音韻、訓詁的研究不一樣：小學一定要和活的語言結合起來，這才是陸先生的思想。這是他50年代提出來的，是我發現的陸先生提出“文獻語言學”思想和概念最早的記載。如果大家能找出比這更早的出處來，我一定虚心求教。接續陸先生文獻語言學發展的是王寧先生。她説：“一切寶貴的遺産，如果要想傳播下去，都必須適應當代人，因而必須在理論方法上與現代接軌”。其《訓詁學原理》含藴著對陸先生思想、理論、方法和要點的融會貫通，並用今天的話闡釋出來。我本人理解的陸先生的文獻語言學仍不夠全面，讀者應該看王先生的《論20世紀的國學的傳播》，才可對此有深入的理解和全面把握。王先生的工作，從今天來看正是承前啟後的橋梁。季剛先生曾經説：“余於中國學術猶蜂腰也。……斷，學術其亡乎？”有了陸先生的“文獻語言學”和王先生的“理論和方法”，中國學術就能一脈相承地傳下去。其承傳經脈和要點，可粗臚如下：

五、結語——“蜂腰”（=絶學）之繼的文獻語言學（承襲、開拓、與發展）

前文所説範式雖已曉，但今天面臨的如何把“蜂腰”成功地過渡到“蜂體”而不使中斷，亦即如何承襲、開拓與發展，仍然是一個大問題。在結束這篇命題作文之前，我想再補充説明一下如何從當代語言學的角度，理解和闡釋陸先生在繼承發展章黄精華時提出的文獻語言學的概念和内涵，爲承傳事業提供一點個人的體會。就我的理解，以下幾點庶可作爲繼往開來需要認真思考的内容和角度：

（1）結構原則的繼承（見《訓詁淺談》《訓詁簡論》《説文解字通論》）；

（2）文獻語義學的方法（如：同律引申的創發）；

（3）文獻語音學/音韻學（《中國聲韻學》庚辰年）；

（4）文獻句法學（“了成句之理，辨字位所處”）；

（5）文獻字法學/文字學（如“野人與之塊”之“凷”，從字形(盛土於∪）、字音（蕢讀爲塊）及文獻例證（《史記》“野人盛土器中進之”）的三維角度來證明）；

（6）文獻韻律語法觀（提出“聲氣句讀≠句法句讀”）；

（7）文獻語體語法説（對季剛先生“文與言乖、雅俗殊形”的繼承與闡發）；

（8）“中國之學，不在於發現，而在於發明”的切身實踐——發明“文獻語言學”的當代理念和所含内容。

首先是“結構原則”。蒙陸先生親炙10餘年（74~86年），我的體會是要有5~10年的文獻功夫才能體會先生的學術心路：一個民族没有自己的學術，很難發展她的文化；而不從邏輯結構去思考，很難構建“經久不坍”的學説。[9]這是第一點。第二點可以從《訓詁淺談》《訓詁簡論》《説文解字通論》裏看出來，亦即文獻語義學的方法論。《訓詁簡論》第47頁分析了兩個字：“去”和“除”。“去”有四個意義：離開、躲避、拿掉和殺掉；“除”和“去”義相近（今天還説“除去”），因此“除”也有同樣的4個引申義。這是同律引申造成的同步發展的結果。我的碩士論文用“同律互證”的原理説明和概括這種同步發展，是王寧先生啟發和指導的結果，而陸先生的《簡論》則是這條規律的首發出處。後來談同律引申、同步引申或類似現象和概念者，恐怕没有一個看到：這條當代文獻語義學的内在規律，是陸先生把段玉裁、王念孫等語義研究吃透後，首先發明的。我們説訓詁學的核心在語義，道理即寓於斯。第三點就是文獻語言的音韻學（historical phonology）。陸先生在上古語音學方面的早期成果是王念孫的音韻學的整理以及他的《中國聲韻學》。文獻俱在，茲不贅。第四點是文獻句法的研究。傳統所謂的“了成句之理”，就是從造句的原理上“辨字位所處”；關注的是“句理”和“字位”，這就是今天的“句法”。注意：我們不要因爲前人没用“主謂賓”，就説他們没有主謂賓的意識和理念。古人講究字詞在句中的位置——句法位置，這需要我們用今天的句法理論去發掘、整理和研究。第五點就是字法，即文字學。文獻語言學的文字學（或文獻語言文字學）與“考古文字學”不同。陸先生對“野人與之塊”的“塊”的解釋，堪爲“文獻語言文字學”的研究範式。有的學者説陸先生的解釋是别出心裁，殊不知這裏發明和揭舉的是“三合考證法”：一是字形（説文作“凷”）、二是古音（“簣”讀爲“塊”），三是書證語義。《史記》“野人盛土器中進之”就是《左傳》“野人與之塊”最好的語義解讀：“塊”是“土器（筐）”。有文獻的證據，有字形的證據，有語音的證據，這是陸先生給“文獻語言文字學”創造的標準，是“文獻語言考核法”的一個範例。文獻語言學的要旨在語言，語言除了“字音”還有“句音”，這就是文獻語言的句逗法。從當代語言學的角度看，就是韻律語法。陸先生秉承季剛先生“聲氣句讀（≠句法句讀”），實即他的“韻律語法觀”。前文所引杜甫《曲江》“莫厭傷多酒入唇”的句法斷句雖然是“莫厭（傷=甚多酒）入唇”，但韻律句讀必須根據詩律讀成“莫厭（傷多）（酒入唇）”。韻律征服句法的思想早在“文獻語言韻逗法”裏埋下了種子。人一開口就有對象。既有聽者則必有語體。文獻語言語體學可以説是章黄學理中的一大發明，是尚未開發的處女地。[10] 季剛先生在《黄侃日記》中説的“文與言乖，非苟而已”，實導當代語體學之先路。後來朱德熙先生説現代漢語的研究要區分口語和書面語，可以説是季剛先生的“承脈”之作——現代漢語的口語和書面語，是兩套語法系統。這與季剛先生早年指出的“雅俗殊形、雅俗有代降”實出一轍，只是季剛先生的語體語法還包括了雅俗之間的互動及其促變語體的動力。凡上種種，其最重要的就是第（8）點，即文獻語言學背後的學理：“中國之學不在於發現，而在於發明。”可以説，文獻語言學是陸先生切身實踐的、給自己時代做出貢獻的一大“發明”——章黄之學“蜂腰史”上的富有當代語言學思想理論方法的發明。總之，陸先生的文獻語言學可視爲富有當代語言學的學科思想、理論和方法的一個新的階段，其中藴含着繼承傳統、開闢新學的重要思想、視角和要素，是後代承學之士取之不盡的學術寶庫。而今天由華學誠先生主持的文獻語言學研究中心，無疑任重而道遠——重望所期，共襄盛舉！謹祝文獻語言學的蓬勃發展！

華學誠：

謝謝馮先生！馮先生深情地回憶了跟隨陸先生學習的過程，介紹了自己在陸先生指導下一步步領悟文獻語言學的過程，並言簡意賅地闡述了陸宗達先生所提出的文獻語言學。聽了馮先生的演講，不僅讓我們知道了陸先生提出文獻語言學概念的學術背景，讓我們清晰地理解了文獻語言學的概念及其内涵，特别是它的意藴與範式，也讓我們懂得了學習文獻語言學的要求和路徑，還讓我們更加明白了這個學科建構的重要意義。中國古代産生了很多語言文字學著作，但只有東漢許慎的《説文解字》被陸宗達先生稱之爲“文獻語言學的奠基之作”，馮先生剛才的演講也強調了陸先生如何重視《説文》，這是爲什麽？下面有請陸宗達先生的再傳弟子、文字訓詁學家王立軍先生談談《説文解字》與文獻語言學，大家歡迎！

     《説文解字》與文獻語言學

王立軍（北京師範大學教授）：

感謝華學誠老師和基地的邀請，讓我有機會參與這麽重要的學術活動，見證文獻語言學系列講座百期盛典。按照基地的安排，今天就“《説文解字》與文獻語言學”這個題目談點兒心得體會。剛才馮勝利老師談了我的太老師陸宗達先生在文獻語言學方面作出的開創性貢獻，談得非常深刻，我聽後受益匪淺。關於《説文解字》與文獻語言學的關係，陸先生有過明確的論述：“《説文》……創立了漢民族風格的語言學。漢民族語言學的一個主要學科是‘文獻語言學’，它研究的對象是周秦的書面語言，研究的内容是文字、聲音、訓詁，所以又稱爲‘文字聲音訓詁之學’。《説文》就是文獻語言學的奠基之作。”[11] 陸先生還以大量的研究實踐，嘗試從《説文》出發建構“文獻文字學”。這正如王寧先生所説：“他以《説文》學爲主要研究方向，遵照章太炎建立‘中國語言文字學’的提倡，賦予《説文》學以全新的面貌——1981年，他出版了《説文解字通論》，把自60年代初所講的《説文》學加以整理，打破了把《説文》研究僅僅看成‘字書研究’的學術成見，從《説文》研究中産生了文獻文字學的新體系。”[12]在陸先生之後，王寧先生繼續沿着這條路子深度耕耘，進一步推進傳統語言學的現代化和理論化，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總體上講，王寧先生對訓詁學理論和方法的總結和發展，以及對漢字構形學理論體系的創造性建構，都有一個共同的根基，即“説文學”。王先生曾回憶她跟着陸先生讀書時的情形：“1962年4月，我把點讀過的《説文解字注》拿去給陸先生看，陸先生一邊翻一邊笑，没批没改，只對我説：‘再去買一部重點吧！’連着點了三遍《説文解字注》，還同時把《説文》大徐本和小徐本仔細對校了三遍。”[13]後來，她又用這種經驗來指導自己的學生：“陸宗達先生去世已經二十多年，我仍堅決沿着這條道路走下去。爲了有效地保持傳統，打好基本功，我一如陸先生當初帶我們那樣親自帶讀古書，要求學生點讀《説文》和《十三經注疏》，引導學生養成逐字逐句將一本書連同注疏一起從頭讀到底的良好讀書習慣。”[14]王先生之所以強調《説文》和《十三经注疏》要同時點讀，正是基於《説文》和文獻之間的互通關係。“説文學”爲什麽能夠成爲文獻語言學的核心内容？爲什麽能夠成爲現代漢字構形學的核心基礎？這在於《説文》本身藴含的豐富的語言文字學思想。我們平時只將《説文》當做字典，其實是貶低了它的地位。實際上，《説文》是以字書的形式呈現許慎的傳統語言學、傳統文字學的思想體系。如果我們不從這個高度認識《説文》，就不可能真正理解《説文》。就“説文學”和文獻語言學的關係這個問題，我想可以從以下幾個層面去理解：  

一、傳統小學是以服務經學爲目標的

《説文》與文獻語言學的密切關係，需要從傳統小學的大背景來認識。從傳統小學的特點來看，它是爲經學服務的。小學與經學的關係，決定了早期的字書一定與經學文獻有著密切的淵源。小學源於並服務於經學，經學也同樣離不開小學。張之洞曾説：“由小學入經學者，其經學可信；由經學入史學者，其史學可信。”[15]他還説：“凡學之根柢必在經史。讀群書之根柢在通經，讀史之根柢亦在通經，通經之根柢在通小學，此萬古不廢之理也。”[16]這是關於小學對於經學的重要作用的很好概括。小學不僅服務於經學，也是研讀其他文獻的必備鈐鍵。正如黄侃先生所説：“小學之於群籍，由經史以至詞曲，皆不能離之。”[17]事實也正是如此，我們研究文字，目的是什麽？研究文字，不是爲研究而研究，因爲文字是記録語言的，是第二性的。研究文字是爲了更好地理解一個字所擔負的記録語言的職能，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看到文字的真正價值。特别是文字産生之後，文字與語言就成爲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關係，二者無法分離。王寧先生曾經談到漢語詞彙發展的三大階段，即原生階段、孳生階段、派生階段。其中“派生階段是漢語詞彙積累最重要的階段。在原生階段的晚期，就已經産生了少量的派生造詞。而當詞彙的原始積累接近完成時，派生造詞逐漸成爲占主導地位的造詞方式。這一階段，漢語由已有的舊詞大量派生出單音節的新詞，並促進了漢字的迅速累增”[18]。在詞彙的孳生階段，文字高度介入詞彙的發展過程，促進並固化了詞的派生，使詞的派生形式視覺化，對詞彙的發展産生了積極推動作用。所以，字與詞在發展的過程中是密切互動的，我們如果僅僅將字看做一個形體符號是遠遠不夠的，而是要從字與詞的關係視角、也就是從文獻語言的視角觀察文字。因爲當我們提到字的時候，它一定是和書面語對應的。有了字，才有書面語；有了書面語，才有文獻語言和文獻語言學。因此説，字詞關係的密切程度，決定了研究文字一定是基於文獻語言的。

二、傳統文字學是以《説文》爲中心的

無論是與傳統小學範圍相同的傳統文字學，還是屬於中國語言文字學的下位概念的文字學，都是以《説文》爲研究的中心。特别是在清代文獻考據學高潮的帶動下，“説文學”已然成爲中國文字學的代稱。翻閲幾十年前的漢字學講義，大部分的内容都是有關《説文》的。到了當代，隨着漢字學學科體系的完善，雖然“説文學”在形式上所占的比重没有以前多了，但“説文學”的根基作用仍是無法忽視的。王寧先生在評價陸先生的傳統文字學研究時，就特别強調了陸先生以《説文》爲中心的治學路徑：“他在講授傳統文字學時，遵循章太炎、黄季剛先生的師承，是以《説文解字》爲中心的。”[19]隨着古文字學的興起，《説文》並未因其部分字形説解與古文字不合而降低地位，反而更加凸顯其作爲古今文字橋樑的重要價值。《説文》是打開古文字之門的鑰匙，是學習古文字的基礎；古文字的識别與驗證，離了《説文》也是辦不到的。這正如李守奎所説：“離開《説文》的古文字研究没有根基。”[20]隨着近些年古文字材料的大量出土，一些學者往往過度夸大《説文》中存在的問題，對此李守奎提出了批評：“《説文》之後文字學發展了近兩千年，無論是材料上，還是理論上、方法上都有重大發展，比許慎進步是理所當然的，不能腳踩在巨人的肩膀上就自我感覺比巨人更高。從古文字學的角度，對《説文》的過度指責並無太大益處。我們要充分利用大部分正確的内容識讀和學習古文字，利用其中有價值的信息解決疑難問題。”[21]我們非常贊同李守奎的觀點。利用《説文》作爲連通古今文字的橋樑，又反過來否定《説文》，這種態度有失偏頗。

三、《説文》是兩漢今古文之爭的産物

《説文》産生的直接原因也是與經學密切相關的。許慎編纂《説文》，是將它作爲武器來使用的。何以見得？《説文》誕生在今古文經之爭的大學術背景之下。今文經是秦始皇“焚書坑儒”之後，漢代儒士根據記誦口耳相傳、用當時的隸書記録下來的經典文本；古文經是當時陸續出土、征集的秦以前用六國文字書寫的經典文本。西漢時期一直是今文經佔統治地位，所立的經學博士都是今文經。西漢末年，古文經學逐漸抬頭，與今文經學進行了激烈的學術地位之爭。直到東漢時期，古文經學才逐漸佔了上風。在這場鬥爭中，身爲“五經無雙”的經學大師許慎，是站在古文經學一邊的。今古文經之爭中的關鍵，便是字的問題。今文經學家否定古文經，首先否定的是經文中的字，他們指責古文經是“嚮壁虚造不可知之書”，認爲古文經中的字都是假造的。如果字是假的，那麽經文就肯定是假的了。古文經學家要想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首先便要證明古文經文中的字是真的。大家知道，漢代的通行文字是隸書，與六國古文有着很大的差異。在漢代人的一般認知中，是没有文字演變的觀念的，大部分人認爲隸書就是倉頡造字時的文字，其理由是“父子相傳，何得改易”。在這樣的背景下，許慎編寫《説文》不以當時的隸書作爲字頭，而以小篆作爲字頭，且收録比小篆時代更早的古文與籀文，就是要建構漢字的發展演變史。爲什麽《説文》中收録的古文、籀文數量較少呢？是許慎所見的古文、籀文就那麽多嗎？肯定不是。許慎收録的古文、籀文是經過選擇的，是對小篆構形系統的有機補充。許慎將《説文》當做鬥爭的武器，他要證實古文經中的字是真正存在過的字，以此樹立古文經的學術和政治地位。事實證明，《説文》在今古文經之爭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許慎作爲古文經學家大師，以他博大精深的學術見解，以他扎實的古文功底，撰成《説文解字》，捍衛了古文經學的尊嚴，爲古文經學全面壓倒今文經學做出了突出的貢獻。”[22]兩漢的今古文之爭，爲古文字研究提供了學術動力，確立了漢字演變的觀念，促進了漢字理論的探索，催生了《説文》這部偉大的著作。許慎在《説文·敘》中從倉頡造字開始梳理了漢字發展的歷史，目的就是糾正當時人們對漢字發展與演變問題的錯誤認識。所以，《説文》自誕生之日起，就與經學文獻建立了極爲密切的關係。

四、《説文》的定位和具體内容是文獻文字學

文獻文字學不等於純文字學，它是基於文獻對文字進行研究的。《説文》是以解讀當時的傳抄文獻爲原初目的，從而對古代具有造字理據的漢字進行整理和解説的。許慎之所以能夠實現這樣的目標，是因爲他對文字的構形系統有着深入的研究。許慎建構的既是文字系統，也是詞彙系統，許慎的字詞觀隱含在《説文》的整體架構和具體説解之中。比如，剛才馮勝利老師談到陸先生、王先生關於字的“造意”的論述，“造意”這個術語很好地體現了許慎的漢字觀念，他對漢字意義的分析大都是基於構形和造字意圖的，即據形析義。當形義關係能夠很好地指向本義時，許慎便講本義，反之則講“造意”。儘管《説文》的方法是從字形出發探討字意，但最終都指向文獻中的詞義。所以，《説文》的基本定位是文獻文字學。《説文》這樣的定位，使得其具體内容有着濃厚的文獻文字學色彩，僅從《説文》引經的豐富性上就能説明這一點。清吳玉搢《説文引經考》云：“《説文》引經，數千餘言。……不考《説文》，不足以證其誤者，偏旁定而後訓故明，訓故明而後經解正。”陸宗達先生説：“許慎訓釋字義，主要是從古代文獻的生動的語言實際中，分析和揣摩詞義，然後加以概括、歸納，從而確定每一個詞的訓詁。”[23]《説文》大量引經，將字形的解析、引經的文本與文獻的考證密切關聯起來，很好地凸顯了其文獻應用價值。實際上，《説文》的引經與其對字的解釋是互證的關係，既以字證經，又以經證字。如《説文》戈部：“武，楚莊王曰：‘夫武，定功戢兵，故止戈爲武。’”《段注》：“宣十二年《左傳》文。此檃桰楚莊王語以解武義。莊王曰：‘於文，止戈爲武。’是倉頡所造古文也。衹取定功戢兵者，以合於止戈之義也。”《説文》在“武”下引《左傳》“止戈爲武”之説，既是爲了説解字形，同時也是通過“武”的小篆字形，爲當時儒家“禁暴息兵”的战争伦理思想提供字形上的支撐。就如同《説文》關於“王”的小篆字形的分析一樣[24]，他雖然列舉了“王”的古文字形，但仍然依照“王”的小篆字形選擇了“一貫三爲王”的説法，這也是在爲封建帝王統治人民的合法性尋求字形依據。當然，《説文》引經的作用更多地是以經證字。例如，《説文》宀部：“北出牖也。从宀从口。《詩》曰：‘塞向墐戶。’”《段注》：“毛曰：‘向，北出牖也。’按《士虞禮》‘祝啓牖鄉’注云：‘鄉、牖一名。’《明堂位》‘達鄉’注云：‘鄉，牖屬。’是渾言不别。毛公以在冬日可塞，故定爲北出者。”這是引經文來佐證對字形的説解。又如，《説文》角部：“觶，鄉飲酒角也。《禮》曰：‘一人洗，舉觶。’觶受四升。从角單聲。，觶或从辰。，《禮》經觶。”《段注》：“觗，《禮》經觶。此謂古文《禮》也。鄭《駁異義》云：今《禮》角旁單，古書或作角旁氏，然則古文《禮》作觗。”再如，《説文》辵部：“返，還也。从辵从反，反亦聲。《商書》曰：‘祖甲返。’，《春秋傳》返从彳。”這兩個例子分别都是兩處引經，但字形各異，其目的在於説明不同文獻或不同版本字形選用的差異。除了引經證字形外，《説文》還常常引經來説明文獻中的字用現象。例如，《説文》黹部：“，合五采鮮色。从黹虘聲。《詩》曰：‘衣裳。’”《段注》：“《曹風·蜉蝣》曰：‘衣裳楚楚。’傳曰：‘楚楚，鮮明皃。’許所本也。其正字，楚其叚借字也。葢三家《詩》有作者。”這裏引經的目的，是爲了説明人們日常所習用的“衣冠楚楚”的“楚”，是個假借字，其本字應該作“”。許慎雖然没有見到過甲骨文，但由於他善於將小篆字形與實際文獻用例相參證，對一些已經發生較大形體變異的小篆字形，也能夠較爲準確地分析其構形理據，從而與甲骨文的構形理據相切合。如《説文》屮部：“屯，難也。象艸木之初生，屯然而難。从屮貫一。一，地也。尾曲。《易》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這便是對“屯”的小篆字形的構意説解。我們今天看到“屯” 的甲骨文字形，正像種子的嫩芽剛剛破土而出的樣子，印證了許慎構意説解的正確性，充分體現了許慎學術的精湛。許慎之所以能做到這一點，得益於他對文獻的熟稔，他所征引的文獻用例“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對他正確解讀小篆字形有很大的幫助。由此可見，無論在宏觀的定位層面，還是在微觀的具體操作層面，《説文》都是明確指向文獻語言的。因而，“説文學”和“文獻語言學”有著天然的聯繫，“説文學”植根於文獻語言，“文獻語言學”又以《説文》爲根柢。只有正確理解和處理二者之間的關係，才能真正領略傳統語言學的核心要義。

華學誠：

謝謝王先生！王立軍先生從四個大的方面，闡述了《説文解字》與文獻語言學的關係，非常精要地回答了陸宗達先生包括王寧先生爲什麽堅定不移地始終強調《説文解字》在文獻語言學研究中的地位與作用。王立軍先生最後總結的這一句特别精當，請允許我再念一遍：“無論在宏觀的定位層面，還是在微觀的具體操作層面，《説文》都是明確指向文獻語言的。”“‘説文學’和‘文獻語言學’有着天然的聯繫，‘説文學’植根於文獻語言，‘文獻語言學’又以《説文》爲根柢。只有正確理解和處理二者之間的關係，才能真正領略傳統語言學的核心要義。”文獻語言學是植根於中國傳統又吸收了現代語言學有益營養而架構起來的中國特色語言學科；漢語史是來自於西方學科理論體系同時吸收中國傳統語言學精華而建立起來的歷史語言學科。這兩者在研究材料、研究方法、研究目標上既有重合，也有明顯的不同。同學們都很想把這些關係捋清楚，下面有請本基地特聘教授、著名文獻語言學家董志翹先生談談漢語史研究與文獻語言學，大家歡迎！

漢語史研究與文獻語言學

董志翹（北京語言大學教授）：

“文獻語言學系列講座”迎來百期盛典，可喜可賀！華學誠教授與基地命我借這百期良機，談談漢語史研究與文獻語言學，這雖然是我近年來一直在思考的問題，不過也僅是“在思考中”而已，所以今天只能呈上一些粗淺的想法，希望能夠成爲引玉之磚。（一）首先，語言的定義是：人類最重要的交際工具。是人類思維和表達思想的手段，也是人類社會最基本的信息載體。是人區别於其他動物的本質特徵之一。它是以語音爲物質外殼，以語詞爲建築材料，以語法爲結構規律而構成的符號體系。是一種特殊的社會現象，隨著社會的産生而産生、發展而發展。語言本質上是音義的結合體，但是聲音是稍縱即逝的（古代由没有録音、録影手段），所以要研究古代（以往）的語言，面對的只能是用文字記載下來的語言，也就是書面語言（文獻語言）。談到文獻語言就要涉及到記録語言的文字，而漢字與西方文字又截然不同，正如索緒爾所云：“只有兩種文字系統：（1）表意系統。用獨立的符號來表示詞語，它與它所包含的聲音無關。這個符號與整個詞語有關，因此也就間接地與它所表達的概念有關。這個系統的經典例證是漢字。（2）通常所謂的‘表音’體系。它力求再現詞語中一系列相繼而來的聲音。”西方學者認爲：語言是反映（思維）概念的符號，文字是記録語言的符號。因此“文字”不屬於“語言”的範疇（語言的三要素是語音、詞彙、語法），因爲在西方語言中，一個詞（意義的最小單位）可以分成幾個音節，一個音節可以分爲若干音素，文字符號是記録音素的（不是記録一個詞的。如peo/ple，分爲2個音節，6個音素）。因此西語的文字與詞義没有直接聯繫。故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語言學的對象不是書面的詞和口説的詞的結合，而是由後者單獨構成的。”所以在西方人看來，“語言”是記録概念的符號，文字（表音）是符號的符號（它不與概念直接發生關係）。而正如索緒爾所言：“對中國人來説，表意的文字和口説的詞語同樣都是概念的符號；在他們看來，文字就是第二語言。”這就是爲什麽我國的傳統語言學（小學）分爲“文字、音韻、訓詁”（形、音、義）而没有“語法”（因爲漢語缺乏形態變化，外部形式標誌，漢語主要是通過語序、虚詞等來體現語法的，如早期的被動句没有標誌，是通過語序，在受動者置於動詞之前“屈原放逐”；判斷句没有繫詞，用“者，也”等虚詞來體現。過去時、現在時、將來時是通過“嘗”“方”“將”等時間副詞來體現的等等。故有些語法現象在訓詁中解決了）的原因。所以“漢語”研究必然地要包含“文字學”研究（特别是“漢字語用學”研究）這一重要的因素。這才是符合漢語自身的特點，具有中國特色的歷史語言學研究。（二）現在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學科體系：“中國語言文學”一級學科下，有二級學科“漢語言文字學”，下含三個三級學科：（1）現代漢語（含方言）（現代共時）；（2）漢語史（歷時）：語音史、詞彙史、語法史；（3）漢字學：現代漢字（現代共時）、古漢字（古代共時，按：因年代長，其中可分階段）、漢字史（歷時）。這樣架構中，“現代漢語（含方言）”“現代漢字”不屬於“文獻語言學”範疇，而“漢語史、古文字、文字史”屬於文獻語言學範疇。這樣的分法：第一，仍然將“漢字”分列於“漢語”之外（否定了它的語言屬性）；第二，即使將“漢語”與“漢字”並列，那麽，“漢語”下也應該分爲：現代漢語（現代共時）、古代漢語（古代共時，因年代長，其中可分階段）、漢語史（歷時）。正因爲分列的不合理，所以出現了一些問題。（三）目前的“漢語史”研究，是受到西方語言學研究理論（歷史語言學）的影響後才産生的。是西方歷史語言學的一個翻版。它的主要任務是，“細分漢語的各個分支，分别弄清漢語在不同的歷史時期語音、詞彙、語法的基本面貌和特徵，瞭解漢語在不同歷史時期的發展變化，探索這些變化的特點和原因，揭示出漢語發展的内部規律”。它的主要目的是，解決“某種語言現象在何時、何地、因何産生、變化或消亡，有何特點，起何作用，有何規律”等問題。（因此在漢語史研究中，語音史、詞彙史、語法史研究是各自獨立的三個方向，文字學更是被認爲是“記録語言的符號”而擱在語言之外的。）漢語詞彙、語法、語音分列學科是受到西方影響後形成的（這樣分，各個方向分列清晰，確實可以比較精細地找出各自的發展規律，形成了各自的理論），但面對漢語實際，它也有它的不足：如一度學西方將語法研究純粹形式化，現在看來也不能順利解決漢語的問題，所以現又提出“語義、語法、語用”三個平面理論。（漢語光是從形式上是講不清的，例如“離合詞”的問題，除語法而外，還要考慮語義、語用[25]。）雖然“文獻語言學”與“漢語史研究”所據的語料都是書面語言（文獻語言）。但是漢語的實際是，在歷史上存在著兩類不同的書面語言：文言、古白話。文言是指以先秦口語爲基礎而形成的上古漢語書面語言以及後來歷代作家仿古的作品中的語言。文言文作爲一比較穩定化的書面語言，沿用了兩三千年，從先秦諸子、兩漢辭賦、史傳散文，到唐宋古文、明清八股……都屬於文言文的範圍（屬於言文分别較大）。魏晉以後，文言和口語的距離日益加大，反映在文獻（書面語）中，出現了一種比較接近口語的書面語——古白話。南北朝漢譯佛典、《世説新語》《樂府詩歌》（六朝民歌）、《齊民要術》、唐代變文、五代宋的禪宗（理學家）語録、宋元話本、元代雜劇以及明清小説，如《水滸傳》《金瓶梅》“三言”“兩拍”《紅樓夢》《儒林外史》等等，其中的口語成分較多，都屬於古白話（屬於言文大體一致的），他們是目前漢語史研究的主要語料。因爲“漢語史”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解決“某種語言現象在何時、何地、因何産生、變化或消亡，有何特點，起何作用，有何規律”等問題，這就決定了它的語料應該是書面語中隨著時代變化而變化的切近口語的古白話（而不是以上古的文言作品以及歷代模仿它的變化不大的文言文）。現在的“漢語史”研究莫不如此。因此學界對“漢語史研究的語料”的要求是：（1）時代明確；（2）切近當時口語；（3）反映較爲廣闊的生活面；（4）具有一定的篇幅。當然，從所有語言的演進歷史（普通語言學）研究角度（共性）來講，這種研究語言的歷史途徑是正確的。但是對於“漢語”來説還有它自身的特點（個性）。“對中國人而言，在共時日常生活環境中，第一語言是與‘口説的詞’相關的、表音體系的漢語口語；在歷時的傳統文化環境中，第一語言是與‘表意字’相關的、文字體系的漢語書面語。二者都是‘觀念的符號’，共同構成了‘漢人’的語言。忽略任何一個，都不能構成關於漢語的科學的、完整的認識。”因此，“漢語史”研究中，將數千年來一直處於主導地位（在官方、正式、莊重的場合以及在學術、教學的場合）的“文言”排斥於外，總歸不是完備的“漢語史”。首先，我們來看看“文言”的意義：爲什麽“漢語”的歷史上會産生“文言”？我想，這是與我們的國家幅員廣闊，原來是不同的方國，到秦漢才趨統一，不同區域的口語都各不相同（所以漢代揚雄要編纂《方言》。“方言”是對“通語”而言；“俗語”是對“雅言”而言，“口語”是對“書面語”而言。但方言與俗語、口語的邊界很難劃分，因爲歷史上，我們的“通語”就是“雅言”，而主要的“書面語”也是“雅言（文言）”。所以郭在貽先生將“方言、俗語、口語”統稱为“方俗語（包含口語）”），如果我們的書面語都記録各地實際的口語，那麽就很難達到交流的目的。而秦漢以後，正是書面語與口語距離日益顯著，所以就以先秦的經典（雅言）作爲書面語言的樣本，歷代模仿，並用統一的“漢字”書寫出來（雖然各自口語不同，但書面語是一致的），這樣就達到了“通語”的目的。因此，“文言”在溝通全民族的交流，對國家的統一、對於漢語的規範功不可没（所以，唐代科舉考試，來自閩越之地的人，口語完全不同，但寫出來的文章都是可以看懂的。不光是漢民族，連朝鮮、日本這些受漢文化影響但語言不同的國家，互相都可“筆言通情”）。那麽，爲什麽現在漢語史的研究會將“文言”摒棄一邊呢？我想：大概是出於這樣的認識：上古階段的“文言”因爲與口語大致一致，秦漢以後的“文言”又是模仿上古文言的作品（與上古語言相比，没有什麽變化），所以在“文言”的研究已經包含于漢語史的“上古漢語”研究之中。但是，這樣的認識是不全面也是不準確的。首先，先秦時期的書面語是否完全與實際口語一致，這個問題就值得進一步討論。要説清這個問題，首先要回答什麽是“口語”？什麽是“書面語”？簡單而言：用口表述出來的是“口語”，用文字記録下來的就是“書面語”。那麽正如蔣紹愚先生所言：“如果是這樣界定，那麽，先不説歷史上的情況，至少從現代漢語來看，‘口語’和‘書面語’没有本質的區别。比如，一個領導干部在會議上的報告，可以不念講稿，但講得很有條理，這應該是‘口語’；如果記下來後印成文件，那就成了‘書面語’。一本學齡前的兒童讀物，上面寫的故事，這應該是‘書面語’。如果孩子照著書本講出來，那又成了‘口語’。但實際上，這只是語言載體的不同（是用有聲語言表達還是用文字記載表述），而不是語體的不同。而從語體來看，領導幹部的報告和兒童故事，不管是説的還是寫的，確實是不同的；但領導幹部口頭上講的話和記録下來形成的書面材料、書本上的兒童故事和孩子照書本講的兒童故事並没有語體差别。在上古漢語時期，情況也是一樣的。《論語》是‘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當然是‘口語’；但由他的弟子和門人記録下來，就是我們今天看到的《論語》，那就是‘書面語’。《左傳》中有很多作者對歷史事件的記述，當然是書面語；但其中也有不少對話和言辭，都是先由人們從口中説出，然後用文字記録下來的。比如，著名的‘吕相絶秦’（《左傳·成公十三年》）和‘子産對晉人問’（《左傳·襄公二十五年》），都是外交官口中的言辭，應是‘口語’；後來記録在《左傳》中，就成了‘書面語’。所以，如果這樣來界定‘口語’和‘書面語’，那麽，先秦的‘口語’和‘書面語’也没有本質的區别。通常都説口語俚俗、書面語莊重典雅，但‘吕相絶秦’和‘子産對晉人問’都是很有文采的，孔子評論子産的言辭時説：‘言之無文，行而不遠。’顯然，這種外交辭令在語體上是有鮮明的特點的，但這種語體特點是由於這類言辭的目的、功用決定的，跟是口頭表達還是文字記載無關。”[26]蔣先生所言極是。口頭表達和文字表述只是語言載體的兩種不同形式，而不是兩種不同的語體。就語體而論，口頭表達可以有多種不同的語體，文字表述也可以有多種不同的語體。另外，漢魏以後的“文言”是否完全模仿上古的文言而基本不變？這也值得討論。實際情況是在語言的幾個要素中，僅是語法及詞彙中的基本詞彙變化不大（這兩個因素本身就是變化較爲緩慢的）。而語音、詞彙（一般詞彙）、文字等同樣也是處於逐漸地變化之中的（語法：使動、意動、賓語前置等特點在後期的文言文中也逐漸減少；詞彙：新詞、新義，舊詞死亡，雙音詞的發展等在後期的文言文中同樣有所體現；語音：《詩經》韻與唐詩韻，文讀、白讀）。所以，一言而蔽之，保持的是一個大致的骨架，而内部的血肉卻一直在變化，僅是變化的速度較之古白話緩慢，變化的幅度較之古白話爲小而已。再者“文言”與“古白話”的關係，也值得認真研究。從嚴格意義上來講，歷代處於主導地位的文言文對古白話不可能没有影響（從詞彙上看：因爲古白話詞彙除了由於新事物或新認識的需要以既有詞爲基礎而造的新詞或從他民族語借入的外來詞外，絶大多數是承古積累中逐漸質變而成的。其中有很大的一部分新詞新義的來源是“承古”，這種關係大致可以分爲三類；1.由於詞義的引申，或由於語音的變化而從原有的詞産生出新詞（催—催促，趕快。怖—怕（怕：恬靜、淡泊，司馬相如《子虚賦》：“怕乎無爲，憺乎自持”古音並母鐸部；怖：驚懼，害怕。《淮南子·詮言》：“福至則喜，禍至則怖”古音滂母魚部，《廣韻》滂母暮韻）。2.由原有的詞加上詞綴而構成的新詞（木頭、轎子、鼻子、衫兒、船兒）。3.以原有的詞作爲詞素而構成的新詞（如“鼻涕”，在文言中“鼻子”就叫“鼻”，鼻中流出的液體叫“泗”，眼中流出的液體叫“涕”，口語中的“鼻涕”就是組合兩個文言詞形成的一個新詞）。我們現在口語中的“等於、大於、平行於、相交於、至於、包含於”，這些詞中“於”的用法都是文言的遺存。從另一個側面而言，後代的“文言”雖然是模仿先秦兩漢古文，具有一定的保守性（但這主要表現在語法及常用詞上。而隨着新事物、新概念的産生，文言中不得不吸收這些反映新事物、新概念的新詞語）。我的導師張永言先生曾寫過《從詞彙史看〈列子〉的撰寫年代》一文。其中就以“錕鋙劍、火浣布”兩個新名詞，考訂《列子》是僞書。因爲“錕鋙劍”就是金剛石刻刀，也就是所謂的“割玉刀”，據考，此物是印度傳過來的，在中國文獻中最早提到的是東漢末年成書的《東觀漢紀》，而盛傳其事其物的是在晉代及晉代以後。而“火浣布”也是外來物，最早的資料見於《三國志·魏志·烏丸鮮卑東夷傳》所引《魏略》。因爲《列子》這類文言作品中出現了東漢以後才傳入中國的這兩樣東西的名字，故可確認《列子》不是先秦典籍，而是出於晉人之手的僞書。雖然《列子》從文體上是模仿先秦，但在詞彙上難免露出馬腳，這説明後代的文言也是在變化的，就是變化的速度慢，而且不是全方位的，但絶不是一成不變。它不可能不受各個時期實際口語的影響。再如詞彙的複音化問題，因爲漢語原以單音詞爲主，而一種語言的音節是有限的，而詞是無限的，這樣就會産生很多同音詞，在書面上我們可以用形體來區别（消、宵、霄、銷），口語中不能辨别，所以就有另一個近義、同義詞或意義上相關的詞加以限制、提示（消失、宵夜、雲霄、銷毀），所以漢語複音化首先是出現在口語中的，但是後代的文言文的複音詞量也在不斷增加，因此文言文也不可能數千年來完全一成不變。就如文起八代之衰、提倡“古文運動”的韓愈，雖然聲稱“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答李翊書》），其實，他的作品中還是吸收了不少口語成分：如單音詞店（店鋪）、怕（害怕）、爬（搔）、漫（全）等；複音詞有帕首（頭巾）、泊步（碼頭）、奔波（奔走）、落寞（寂寞）等；還有一些成語無理取鬧、垂頭喪氣、牢不可破、落井下石等等，都是源自於當時口語，至今還活躍在人民的口中。（正如漢字的正俗一樣，有些所謂正字，後代卻成了俗字；有些俗字，後代卻成了正字。比如《説文》：“秔，稻屬。從禾亢聲。稉，俗秔。”段注：陸德明曰，稉與粳皆俗秔字。但是到後來“粳”成了正字，“秔”成了俗字。）更有很多文獻是文言與白話混雜的。有一個例子可以很好的説明：傳統戲劇裏面的詞曲大都是文言文，而念白卻很多都是口語體。白話文的“白”就是從這裏面出來的。這顯然就是文言文和白話文混合的證明。另外象歷代正史，早期小説，往往敘事是文言的，記言卻是口語的。所以，即使是出於追溯現代漢語的源頭的目的而研究漢語史，而單以古白話作爲漢語史的研究對象，這一漢語史研究也是不完備的。因爲現代漢語的來源不僅是古白話，而且有大量的來自于文言。（文言與現代漢語都是以北方話作爲基礎的，因此繼承的更多一些，成語等大多來自於文言，諺語才大多來自於白話。）更何況，在傳世文獻與出土文獻中，文言文獻占了絶大部分，而古白話文獻相應較少（因爲在當時地位較低，屬於民間文化的記載，所以保存下來的就較少）。所以，漢語史研究在“白話史”研究的同時還應有“文言史”的研究。兼及兩者，且弄清兩者之間的互相影響，方有比較完備的漢語史（這也就是所有文獻語言史的研究）。關於漢語史的研究，吕叔湘先生是從“文體”上着眼進行分期的。他在《近代漢語指代詞·序》中指出：“什麽是近代漢語？這涉及漢語史的分期問題。一種語言在某一個比較短的時間内發生比較大的變化，就可以把這以前和這以後分爲兩個時期。可是語言的演變只有通過書面記録才得以觀察，而這又必然要受到用以記録語言的文字的影響。漢語是用漢字記録的，漢字不是拼音文字，難於如實反映口語。秦以前的書面語和口語的距離估計不至於太大，但漢魏以後逐漸形成一種相當固定的書面語，即後來所説的‘文言’。雖然在某些類型的文章中會出現少量口語成分，但是以口語爲主體的‘白話’篇章，如敦煌文獻和禪宗語録，卻要到晚唐五代才開始出現，並且一直要到不久之前才取代‘文言’的書面漢語的地位。根據這個情況，以晚唐五代爲界，把漢語的歷史分爲古代漢語和近代漢語兩個大的階段是比較合適的。至於現代漢語，那只是近代漢語内部的一個分期，不能跟古代漢語和近代漢語鼎足三分。”[27]以上是吕先生的一個想法，但當遇到語音、詞彙、語法演變的具體問題時，這樣的劃分也會遇到一些麻煩。所以吕叔湘先生在江藍生的《魏晉南北朝小説詞語匯釋·序》中説：“這本書的内容又讓我想到古代漢語和近代漢語的分期問題。語音方面該怎麽分期是另外一回事，以語法和詞彙而論，秦漢以前的是古代漢語，宋元以後的是近代漢語，這是没有問題的。從三國到唐末，這七百年該怎麽劃分？這個時期的口語肯定是跟秦漢以前有很大差别，但是由於書面語的保守性，口語成分只能在這裏那裏露個一鱗半爪，要到晚唐五代才在傳統文字之外另有口語成分占上風的文字出現。拿目前這本書裏邊的詞語來看，從古典書面語的立場説，這些都是‘俗語’，也就是説，都可以算是近代漢語的‘露頭’。語法方面也有類似的情形。長時間的言文分離，給漢語史的分期造成一定的困難。因此，是不是可以設想，把漢語史分成三個部分：語音史、文言史、白話史？這樣也許比較容易論述。文言由盛而衰，白話由微而顯，二者在時間上有重疊，但是起迄不相同，分期自然也不能一致。這只是一種不成熟的想法，借此機會提出來供研究漢語史的同志們參考。”[28]吕先生在漢語史研究中主張分爲語音史、文言史、白話史的主張，也是值得重視的。而我們“文獻語言學”的定義是：文獻語言學是立足于海内外傳世文獻、出土文獻，綜合運用文獻學、傳統小學、現代語言學的理論與方法，旨在解決文獻中（包括文言文獻、古白話文獻）的語言文字問題、研究語言文字的結構規律和演變發展規律的一門中國歷史語言學科。文獻語言學不僅包括對文獻（文言文獻、白話文獻）語言産生、演變、發展的研究，而且還包括傳統音韻、文字、訓詁的内容，即對歷代文獻（文言文獻、古白話文獻）語言的識讀、分析及研究。還包括了用現代語言學理論與方法來進行這一研究。因此“文獻語言學”是涵蓋研究漢語言文字歷史全部内容的學科設置。黨的二十大報告中号召，要“加快建設中國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學和優勢學科”，我想，“文獻語言學”學科正是立足於漢語實際、具有明顯中國特色的學科。

華學誠：

謝謝董先生！語言是什麽，中國傳統語言學爲什麽包含文字學，現代學科體系的合理與不合理之處在哪裏，漢語實際發展的歷史與反映這個歷史的文獻語言有什麽樣的複雜關係，漢語史分期爲什麽那麽難，漢語史追求的研究目標是什麽，文獻語言學與之相比有什麽樣的不同和特點，等等，董先生的演講容量很大，討論了很多問題，也提出了很多問題，而且都是重要的問題，是大問題，很有啟迪，請同學們來一起思考。在我看來，也是前面幾位先生在演講中都予以肯定的，那就是，不管以什麽理論爲基礎，也不管出於什麽樣的研究目標，但凡是研究中國古代的語言，面對的材料都是文獻。换句話説，只要是研究古代語言，我們所使用的材料只有用歷代語言文字記載下來的文獻。口語、自然語言是音義結合體，研究古代語言無法獲取這樣的第一手材料。文獻語言是由文字記載下來的，而且文獻傳承的本身還會産生很多值得研究的問題，這才是我們面對的實際。中國的古文獻包括出土文獻，總量有20多萬種，其中絶大多數是漢字記載的漢語文獻。因此，形音義關係就是必須研究的，加上形音義有古今、有方域，還有正俗，其間的關係異常複雜。下面有請本基地學術委員會主任、著名語言學家孫玉文先生談談形音義關係與文獻語言學，大家歡迎！

     形音義關係與文獻語言學

孫玉文（北京大學教授）：

對漢字形音義跟文獻語言學的關係，我今天彙報一點不成熟的意見。前些時候，在北大召開的漢語形音義關係研究高端學術論壇的閉幕式上，我有個發言，我主張要從文獻的角度研究漢語。從文獻的角度研究漢語、研究語言，有很大的好處。爲什麽？因爲我們有三千多年不間斷的文獻，這是全世界絶無僅有的。作爲從事語言研究的學者，應該從歷史的角度對這些文獻進行研究。首先當然是研究漢語史的需要，其次是研究普通語言學的需要。從這個角度研究語言規律，研究普通語言學，相較僅從現當代口語的角度來研究，這實際上是從一個全新的視角研究語言規律。僅從現當代口語的角度研究語言，很多現象以及現象背後的規律，大家會習以爲常，視而不見，輕輕鬆鬆地溜過去了。有了三千年歷史文獻的視角，這比起單純用現當代口語的視角來研究，視角無疑多了起來，更方便人們揭示語言規律。古書反映的語言情況很複雜，剛才董老師講了，有文言，有白話，有方言，還有夾雜在一起的，所以各種現象都會出現。惟其複雜，所以要通過它揭示語言規律，就更需要研究人員多開動思維的機器，懦夫懶漢式的，總是寄希望於搭歐美語言學成果便車的做法不是無往而不利的，事實證明最終是行不通的。我説三千年的歷史文獻能更方便人們從文獻的角度去揭示語言規律，就是這個意思。從這個角度研究，我們有得天獨厚的條件。剛才華老師也講到，我國大約有20多萬種文獻，絶大多數是漢字記録的漢語文獻，這些文獻，非常值得我們慢慢咀嚼。通過語音、詞彙、語法去研究語言是基礎，這是大家都知道的。現在看來應該包括修辭，包括語用，但其實還不夠。先説語用。重陽節的前幾天，有一個朋友就問我，他説他看到了小學的語文課本，裏面有王維 17 歲寫的詩《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原來的解釋大家都知道，是把“登高處”的“登高”和“處”切開，“登高”指重陽節的一種登高習俗，“處”作“時刻，時間”講，那麽這裏的“登高處”，顯然就是“登高”先組合，再跟“處”來組合。教材裏的注釋也是“登高”擺在一塊兒作解釋，跟傳統的理解一致。可是教材參考書的解釋卻是登上高處，顯然是認爲“高處”先組合，再和“登”組合。哪一個是成立的？不可能兩個都成立。於是我就讓我的學生趙團員教授幫我將《全唐詩》的“登高”和“高處”提取出來。“高處”大約是70多不到80例，“登高”是近 200 例。如果你要從語音、詞彙、語法的角度來觀察這兩種不同的理解，似乎都符合。你從這些角度不能證明哪個是錯的，所以光從語音、詞彙、語法角度是解決不了這個問題的。後來我一看，“高處”很少用到重陽節的時候，只有兩例例外，但是這兩例的“高處”都不跟“登”組合。我認爲作者是爲了湊成五字格以及平仄的要求，只能用“登高處”，不能只用“登高”；“處”不能换成“時”，“登高時”是平平平，而“登高處”是平平仄，它有平仄的要求，所以就用了“處”。東漢以來，重九跟“登高”逐步聯繫緊密，重陽節的“登高”應該相當於詞了。我又查了一下200來例的“登高”，唐詩裏頭大概是三個意思，一個是基本意思，用例很多，就是登上高處。第二個意思就是，人日的登高，也就是正月初七的登高。正月初七有登高習俗，隋朝的時候正月十五也有登高習俗，大概到唐朝就不大慣用了。用得最多的就是重陽節登高，用例數量跟泛指“登上高處”的“登高”差不多。經過查閲，看到“登高”本義就是“登上高處”的意思，但是在重陽節的時候，偶爾可以用“上高處”，《全唐詩》只有1次，但是從來不説“登高處”。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王維的那首詩，把它理解爲“登高之處（時）”會更好一些。這就説明了僅憑語音、詞彙、語法釋讀文獻還不大行，要解決文獻中的釋讀問題，還需要更多的角度。研究言外之意，這應該是語言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從文獻語言學的角度來研究古書還有一個特點，這就是要重視一本書的凡例，通過一本書的凡例揭示部分言外之意，這也是我們僅僅從語音、詞彙、語法、修辭的角度研究古書所不具備的。前幾天我在人民大學也講過這個問題，就是讀《論語》的時候，我們今天經常有點斷章取義，没有把它作爲一個系統來讀。應該研究《論語》的條例，編寫的條例——如果從文獻語言學這個角度，或許可以確定《論語》的一些言外之意。言外之意是有客觀性的，因此是有規律的。國外有篇章語言學，跟通過研究一本書的凡例把握言外之意還不一樣。古書中反映言外之意的方式多種多樣，很多方式都超乎我們今天許多人對言外之意的現象的認識，既有的研究言外之意的框架不可能涵蓋它。我們讀古書，就是要將書裏頭客觀存在的言外之意通過科學的方法提取出來。《論語》的編寫有材料的取捨、審核、編排次序，它不可能是亂排，必然有一定的次序。《論語》的“論”字就表明它一定是按照一定的次序編排的。世界上那些先哲的話，後人把它們編起來，都是有秩序的。比方説《古蘭經》，比方説後人對佛教創始人釋迦摩尼言行所編的《金剛經》等那些佛教經典，還有《聖經》的《舊約》和《新約》，它們的内容安排都是有次序的。前人講《論語》，像南朝梁皇侃的《論語義疏》和宋朝邢昺的《爾雅疏》，都揭示了其中的條理。《論語》的二十篇，首先是《學而》，最後是《堯曰》，這也是有考慮的。衛靈公算是一個壞人，季氏也好不到哪裏去，還有陽貨，都順次排到一起。孔門的一些弟子也寫到一起，例如《先進》《顔淵》《子路》等，只有子張是個例外，《子張》排在《微子》之後，這是因爲《子張》後面是講一些治理邦家的内容。不僅《論語》二十篇的編排有内容要求，而且每一篇有很多節，每節之間、每節的各句之間也是有順序的。《論語》的文獻，要這樣去讀它、研究它。按照我們今天的研究，不可能把《論語》的言外之意都讀出來，有時還會有一些斷章取義的解讀。文獻語言學的角度，段玉裁他們的研究傳統，能夠填補當今語言研究角度上的一些缺失。所以從文獻的角度研究語言，這是非常值得做的，應該是一條康莊大道。通過文獻研究語言，有三個方面非常重要。第一個方面就是名物字詞，牽涉到事物和概念、字和詞的關係，這是我們目前並没有完全搞清楚的。有一些關於漢藏諸語言比較的文章，有一些是概念相同，不同的語言用不同的詞來表達，這些不同的詞很難説有嚴整而系統的對應關係，它們有一些只是各種語言裏頭表達同一個概念的不同的詞，這些詞是各語言獨自産生的，不是所謂的漢藏原始母語在各語言中的遺留物。所以這個方面要加以研究。第二個方面，語言符號的歷史同一性問題。我們通過歷史上的材料研究語言，必然會面對著語言符號的歷史同一性問題。在這個方面，我們有一些糊塗認識。比如有些人説，“一”漢代没有注音，你怎麽知道這個“一”就是今天的“一”的前身呢？再比方説好hao3跟好hao4，有人説好hao4字前人没注音，漢代人没注音，怎麽知道是去聲。可是前人也没注上聲，上聲他就不説。這是先存有一個先入爲主的觀念導致的。怎麽知道這些字古今有同一性、是同一個符號？古今同一性是建立在音義嚴整而系統的對應規律上的。這個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們並没有想清楚。如果按照這樣的邏輯去認識古代語言，那大家都别研究甲骨文、金文了，因爲甲骨文、金文的字形跟後代有很大的區别，當時的人也没有注音，没有釋義，但是你怎麽知道甲骨文中排列的是“我伐馬方”四個字？這是因爲語言符號歷史同一性的規律在起作用。用世界上任何語言來釋讀甲骨文、金文，比方説用印第安和非洲的語言去釋讀甲骨文、金文，你不可能把它讀懂。即使是用藏語，你也不可能把它讀懂，只有用漢語才能把甲骨文、金文讀懂。這是因爲甲骨文、金文跟後代的漢語是一脈相承的，其間有對應規律，甲金文中的語言符號跟後代漢語的語言符號具有歷史同一性。這個規律還有很多問題我們並没有研究清楚，需要我們繼續努力。第三個方面就是我今天要談的漢字的形音義關係，跟文獻語言學密切相關。我今天想重點説説這方面的内容。如果我們通過文獻去研究語言，必然會面對漢字的形音義問題。形音義的研究是從文獻的角度去研究漢語、研究語言，這是書面語言研究的基石。語言符號的本質屬性在於它是一個音義結合體，我們要將語言符號跟其他事物分開，將語言符號跟其他符號分開，將一個語言系統中不同的符號分開，然後才有可能從事語言研究，所以音義關係極端重要。文字是記録語言的符號系統，它是將聽覺符號轉化爲視覺符號，從時空上延展聽覺符號的功能。漢字必然通過字形反映語言符號的音義，這樣漢字就有形音義三者。通過書面語言去研究漢語，研究語言，離不開文字，離不開漢字，因此，漢字形音義關係的研究是通過文獻研究漢語、研究語言的基石。我們必須明確認識到這一點。從形音義關係的角度去研究漢語、研究語言，有很多工作需要我們去做。這裏我主要講三點：第一點，要好好繼承既往漢字形音義研究的優良傳統，所以我們要好好讀古書。要把形音義關係搞清楚，我們首先要懂得古人有哪一些很好的東西。形音義的關係，古人是很重視的。段玉裁就在《廣雅疏證序》裏面提出了形音義互求的辦法：“小學有形、有音、有義，三者互相求，舉一可得其二。”段玉裁那個時候已經五十多歲了，思想已經很成熟了，他不可能在胡編亂造。我舉個例子來説我理解形音義互求的過程。記得好像是 03 年，武漢大學《故訓匯纂》出版，要開會。要開會，就要準備論文。《古訓匯纂》的編寫，特别強調形音義互求。大家都知道形音義互求。互求，就是舉一可得其二，就是因形求聲、因形求義，再就是因聲求形、因聲求義，再就是因義求形、因義求聲。這六種，都是舉一可得其二的具體方法。我到武漢大學去開會的時候，還没有注意到段玉裁自己對形音義互求的具體表述，於是去看一些研究段玉裁學術功績或小學方法論的書，但是没有能得到我想得到的解答，也就是這些研究没有滿足我的這個求知欲。於是就根據自己的想法去講，但是没有辦法講得圓滿，最多只能猜測出因形求義、因聲求義，其他四種猜不出來。六種互求之法，如果不懂其中的含義，根本對應不起來，很難講出個子丑寅卯。後來，江蘇在07年出版了《段玉裁全集》，也要開會。在開會之前，我正好看到了段玉裁的具體闡述，並且做了點分析、研究，才算明白個大概。《説文序》中，有一句“厥誼不昭，爰明以諭”，段玉裁在那個地方作注，對他的形音義互求，做了非常明確的揭示。我很早就開始讀《説文》段注，但是都將這段話的段注讀過去了，這次帶着要瞭解段玉裁互求之法的究竟的想法去讀，果然得到了答案。這説明，咱們讀古人的書，應該帶著問題去讀，效果會更加明顯。我們要讀懂段玉裁，就要知道段氏對“六書”定義的看法。他接受了他老師的看法，認爲六書，前四書是體，就是象形、指事、會意、形聲；後兩書是用，就是轉注和假借。光有體，你只能揭示本義；只有有了轉注和假借，那就不僅揭示一個本義的問題，加上假借、轉注，那就有可能瞭解先秦兩漢整個的詞彙系統、詞義系統。段玉裁理解的轉注相當於同義詞互訓。他所理解的假借，跟我們是不一樣的，跟朱駿聲也不一樣。凡是一個字義，它不是本義，都是假借義，那就包括引申和假借這兩種。段玉裁就講，因形求義，這是就象形、指事、會意、形聲中提示本義的形符來説的，如果聲符也表義，那就是會意兼形聲字，就提示字義説，這個聲符也可以算兼意符的作用。因形求義，就是要根據漢字字形昭示出來的特點揭示本義。因形求聲，其實就是就形聲字的聲旁來説的。有些字，比方説珊瑚的“珊”字，你不能説從玉，册聲，因爲“册”跟“珊”意義和讀音都太遠了，那得假定它是音符，最後確定“珊”是删省聲。因爲“珊”跟“册”没什麽關係，就假定它是删省聲，是個聲旁，因此，因形求聲就是求得形聲字的某個構件是個表音的形體，不是表意的形體。但這只是一個假定，還没有確定“珊、删”是否音同、音近，所以還要借助其他方法，也就是因聲求形。清代學者做學問很嚴謹。接著就有因聲求義和因聲求形。因形求聲，就是從形聲字的形體中認定聲符。比方説，棟樑的“棟”，因爲“東”字講不出意義來，就假定是聲旁，這是“因形求聲”。假定聲旁以後，又根據古音來繼續證明，確認這個假定，這是因聲求形。我剛纔説“清代學者做學問很嚴謹”，就是注意到清代學者這種探求精神。因聲求形求什麽？求的是一個記録聲旁的那個字形確屬聲符。因聲求義是什麽？就是根據古音來求意義，求的是假借義。段氏的假借義既然包括我們今天所説的詞義引申和用字假借，那麽就可以涵蓋求本字和求源詞。還有一個是因義求形和因義求聲。段氏是就轉注和假借這兩書來説的，實際上還是假借。因爲轉注和假借是從不同角度所立的概念。轉注，是幾個詞的詞義是相同的，而假借是本義之外的詞義，所以有些轉注字從另外的角度説，是用假借字來記録的。我們知道假借字有兩個特點，一個是借形，假借字，它一定要借個形體記録當前的詞。一個是借聲，但是它不借義，義指的是本義。根據本義求假借字的字形，可以看出這個是借形；根據本義求這個字的字義，可以看出這是假借義；根據本義的字音求假借字的字音，可以看出它借的是跟本義字音相同、相近的另一個詞的讀音。段玉裁的這個看法，我覺得是在世界上最早系統提出的，在世界語言學史上也是獨一個的。由此可見，關於形音義關係，古人有相當系統的研究，我們要發展文獻語言學，首先要做這種吸收的工作。第二點，我們除了要把前人的話讀懂，要讀進去外，還不能只繼承古代的，還要有現代的成素。現代成素，我想有兩個東西比較重要。一個就是邏輯學，一個是現代語言學理論。先説研究文獻語言，必須要有邏輯性基礎，這是我要講的第二點。前人寫文章、研究問題也講邏輯。但是因爲今天有形式邏輯，所以我們要比前人更自覺。有時候前人的邏輯不連貫，所得的結論互相齟齬，我們今天應該竭力避免，這是系統性研究的必然要求。比方説在音韻學裏頭，有人提出造形聲字時，主諧字跟被諧字必同音，所以有些後代讀音不同的一組形聲字，造字時是同音的。這當然是死無對證的説法，是一種猜測，没有可靠的證據。從符號的古今同一性角度説，那些後代讀音不同的，一般應該假定爲原來就有分别。而且在早期造那些形聲字時，漢語以單音詞構詞爲主，爲了避免更多的同音詞，語音上這些形聲字所記録的詞有分别是很容易理解的。這個我今天暫時撇開不談，我要説的是，有人説上古漢語一組形聲字，主諧字和被諧字要同音，剛好上古有材料傳下來，我們正好可以證明這個説法是不對的。我們知道，段玉裁提出上古“同諧聲者必同部”，他也知道有的字是不同部，也就是少數字“同諧聲者不必同部”。這個有經有權的説法得到了學術界普遍認可。比如“存”是從“才”得聲。可是大家知道，“存”先秦大量的押韻，它都是押文部字，跟“才”韻部不同，“才”是之部字。所以，王力先生説諧聲時代比《詩經》時代要早一點，因此有例外。如果“存”從“才”得聲，在《詩經》時代，“存”跟“才”是不同音，那實際上就是承認同諧聲者主諧字和被諧字不一定同音，符合大家所理解的“少數字‘同諧聲者不必同部’”，可是你又説上古同諧聲者必同音，這兩種説法能同時成立嗎？這就是邏輯上講不通的地方。再比方説，我們可以把漢字形體及其構件分成三大類。第一個是意符，第二個是音符（也叫“聲符”），第三個有些人叫記號，周有光先生叫“定符”。大家都説假借字跟形聲字的聲旁都是音符，只有記音的作用，跟拼音文字的表音符號一樣。可是這個“音符”能相當於英語和日語的表音符號嗎？你一方面説漢字假借和形聲字的聲旁是純粹的音符，一方面又要承認漢字裏頭有假借字。如果假借字純粹是音符，哪有什麽假借呢？英文、日文裏頭有假借嗎？人們説某字在上下文中是假借用法，意思是説不借義，只借形和音，這當然是説確定假借字時要考慮意義。既然要考慮意義，那麽假借字的認定就跟説它是純粹是音符是自相矛盾的。因此把假借説成是純粹的音符，這是講不通的。所以前人研究語言文字問題，有時候在邏輯上没有一貫性，這是我們應該要逐步克服的。要建立系统性的學問，必须要追求邏輯上的圓融自洽。第三點，就是：我們除了要繼承古代語言學的東西之外，我們還要繼承現代語言學的很多成果。比方説漢語有大批同源詞，同源詞也叫同族詞，上古漢語中尤其多。什麽叫同源呢？它最終是一個源頭下來的，但是因爲時間久遠，今之識古，很多演化信息斷鏈了，我們没辦法確定哪一個是源，哪個是流。我們知道，寫成不同字的同源詞跟寫成同一個字的音變構詞，在語言上是同質的，在符號的來源上是同質的。前人的語言學視角差一點，只看著寫成一個字的，寫成一個字他們想像的空間就可以多一些，比如據此説上古没有兩聲各義等等，從而否定上古漢語有音變構詞。這是没有將“四聲别義”跟寫成不同漢字的同源詞聯繫起來看問題，忽視了它們屬於同樣的音變構詞現象。比如假如你承認倉庫的“倉”跟收藏的“藏”是同源詞，同時承認上古的讀音不一樣的話，那你必須要承認上古有變聲構詞。同樣，假如你承認巫婆的“巫”和跳舞的“舞”是同源詞，同時承認巫婆的“巫”是平聲字，跳舞的“舞”是上聲字的話，那麽必然要承認上古漢語有變調構詞。爲什麽？假定“巫”是原始詞，“舞”是滋生詞，那麽由“巫”變“舞”聲調變了。假定“舞”是原始詞，“巫”是滋生詞，那麽由“舞”變成“巫”，聲調變了。假定“巫”跟“舞”都不是原始詞，原始詞的最終來源是另外一個詞，那麽這個另外的詞如果聲調跟“巫”和“舞”都不一樣，既不是平聲，也不是上聲，那麽它滋生出“舞、巫”聲調都變了。如果這個字是平聲的話，那它變成“巫”就是詞義變了，讀音没變，但是“舞”聲調和詞義變了。假定是上聲的話，那就是“巫”聲調和詞義都變了。無論如何，都能證明上古漢語有變調構詞。這是站在現代語言學立場上看問題帶來的積極效果，因此，通過文獻研究漢語史問題，研究普通語言學問題，必須要有現代語言學的知識。這樣一來，我們可以看到，我們的文獻語言學，在形音義方面還要做大量的工作。我們研究理論是爲什麽？就是要解決實際問題，理論要爲實踐服務。編一個辭書，應該把它的形音義匹配搞清楚，這是非常艱巨的任務。這一方面，我們今天做得非常不夠，經常有張冠李戴的現象。形音義的研究和文獻語言學的結合，是大有可爲的。華老師今天主持的這個“四人談”很好。根據段玉裁的説法，“談”和“淡”是同源詞，“淡”是“平淡”的意義，因此咱們今天也用不著那麽正規，用不著那麽正襟危坐，咱們可以平平淡淡地談，可能會有講得不對的地方。我講得不對的地方，請大家批評指正。

華學誠：

謝謝孫先生！孫先生説是平平淡淡地談，形式上確實是這樣的，但談的内容並不平淡。孫先生圍繞着從文獻研究語言這個話題，舉了很多生動的例子，結合古今中外的理論，談了文獻特點，談了我國文獻優勢，談了漢字特點，談了語言事實，談了研究誤區，談了古人的研究方法，談了現代的科學理念，汪洋恣肆，精彩紛呈。今天四位先生分别從四個不同角度，而且都是很重要的角度，深入闡述了文獻語言學及其理論與方法，也兼帶着檢討了它的歷史與現狀，還爲我們展望了這一學科令人憧憬的未來。我感到收穫很大、啟發很多。我相信在座的老師和同學也一定與我有同樣的感受。讓我們以熱烈的掌聲感謝四位先生！昨天偶然讀到中科院院士施一公先生的一篇文章，文章是2021年2月寫的，讀了這篇文章引起我很多思考。我把這篇文章第五部分“世界還有多少我們不知道的東西”摘要如下：我們的世界，因爲三個最新的科學成果，全亂了。一個是“暗物質”。我們原來認識的宇宙的形態，是星球與星球之間通過萬有引力相互吸引，你繞我轉，我繞他轉，星球忙而不亂。但科學家現在的研究表明，宇宙維持現有秩序，萬有引力遠遠不夠，這之外還有至今不知道的暗物質，科學家測算這些暗物質的品質必須五倍於現在看到的物質才能保持現在的宇宙秩序。一個是“暗能量”。科學家發現，我們的宇宙在不斷膨脹，而且在加速膨脹；加速膨脹就需要有新的能量加入，這能量是啥，科學家搞不清所以叫作“暗能量”。這些暗能量到底有多少，科學家測算要維持當前宇宙的這種膨脹速度，暗能量應該是現有物質和暗物質總和的一倍還要多。再一個就是“量子糾纏”。所謂量子糾纏，是指二個没有任何關係的量子，會在不同位置出現完全相關的相同表現。這種遠，可不是一般的遠，甚至是光年及其以上，距離這麽遠的兩個量子，之間没有任何常規聯繫，一個出現變化，另一個幾乎在相同的時間出現相同的變化。施一公先生説，這些成果攪亂了世界，包括哲學世界、物理世界、内心世界。看了他的文章之後，我想到很多，其中一點與古代文獻語言研究有關。古代文獻語言是傳統小學研究的對象，西方理論引入之後有了歷史語言學，文獻語言學則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吸收現代語言學精華而建構起來，這是古老而又嶄新的學科，對之我們十分自信。但即便如此，研究古代語言文字在材料上是否還有没被發現的“暗物質”，語言文字演變發展中有没有我們根本没有注意過的“暗能量”，過去認爲毫不相干的現象之間是不是存在“量子糾纏”？文獻語言學第100期邀請四位先生演講，這是權威專家連袂出場的高端講座，我和今天在座的所有人一樣，學到了很多，感激之情發自内心。面對頂級大家，閲讀經典著作，我們首先要虚心學習，但更應該獨立思考。尋找古代語言文字研究材料上的“暗物質”，發現歷代語言文字變化動因及其機制中的“暗能量”，揭示語言文字共時與歷時關係中的“量子糾纏”，即使有那麽一點點小小的突破，都將是重大創獲。學科的發展必須繼承，更需要創新。願文獻語言學在大家共同努力下，永遠走在繼承與創新的路上。謝謝各位先生，謝謝在座的各位老師和同學。讓我們以熱烈的掌聲再次感謝今天演講的各位先生！

2022年10月7日

於北京語言大學

注釋：

[1] 這裏不妨拈出一首，想見當時情景：“峰拔江海謂離群，慣慕秋霜何勝春？緑酒紅風不速客，東籬菊蓄淡薄人。毋道瑟瑟春易逝，餘芳盈盈有清新。何期南陽魂歸去，日日猶作梁甫吟。”（一九七四年《和友人》）

[2] 黄侃《文心雕論札記》章句篇云：“夫文之句讀隨乎語，或長或短，取於適於聲氣。”北京文化學社印行，（丁卯）1927年，第116頁。

[3] 參馮勝利《古文字構形中的句法信息》，《民俗典籍文字學研究》，2015年第15期；同參華學誠、曾曉雲《析“某與某同意”——兼論許慎的文字學思想》，《青海民族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88年第4期。

[4] 參馮勝利《“寡人”詞義觀念考與“2+1”三重證據法》，《中國語文》，2022年第5期。

[5] 見王力《黄侃古音學述評》，《龍蟲並雕齋文集》（第三册），中華書局 1982年。

[6] 章炳麟《吳承仕藏章炳麟論學集》，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2年。

[7]（日）吉川幸次郎著、錢婉約譯《留學所得收穫》，《我的留學記》，光明日報出版社1999年。

[8] （日）吉川幸次郎《與潘景鄭書》，程千帆、 唐文編《量守廬學記：黄侃的生平和學術》，三聯書店2006年。

[9] 季剛先生説“新發見之物，只可增加新材料，斷不能推倒舊學説”（《量守廬學記續編》第3頁，三聯書店2006年）的道理就在“舊學”有其“邏輯結構”的“必然性”。

[10] 讀者可參劉麗媛、馮勝利《〈黄侃日記〉語體論初探》，《漢語史學報》2022年第22輯。

[11] 陸宗達《説文解字通論》第6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12] 王寧《繼承傳統，堅持創新，謀求學科在新世紀的發展——漢語言文字學學科點的創建與發展》，《北京師範大學學報》2002年第5期。

[13] 王寧《我與中國傳統語言文字學》，《中國教師》2013年10月上半月版。

[14] 同上。

[15] 張之洞著，范希曾補正《書目答問補正》第258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16] 張之洞《創建尊經書院記》，《張文襄公全集》第369頁，武漢出版社2008年。

[17] 黄侃述、黄焯編《文字聲韻訓詁筆記》第10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18] 王寧《漢語詞源的探究與闡釋》，《中國社會科學》1995年第2期。

[19] 王寧《漢字構形史叢書·總序》，王立軍《宋代雕版楷書構形系統研究》第3頁，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

[20] 李守奎《古文字視野下的〈説文解字〉》，《中原文化研究》2022年第5期。

[21] 李守奎《古文字視野下的〈説文解字〉》，《中原文化研究》2022年第5期。

[22] 康國章《許慎對今文經學的批判與吸納》，《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3期。

[23] 陸宗達《説文解字通論》第29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24] 《説文》王部：“王天下所歸往也。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參通之者王也。’孔子曰：‘一貫三爲王。’凡王之屬皆从王。，古文王。”

[25] 董志翹撰《漢語離合詞的鑒別及其插入成分》，《語言研究集刊》2015年總第八輯。

[26] 蔣紹愚《漢語史的研究和漢語史的語料》，《語文研究》 2019年第3期。

[27] 吕叔湘著、江藍生補《近代漢語指代詞》，商務印書館2017年。

[28] 江藍生著《魏晉南北朝小説詞語匯釋》，語文出版社1988年。

本文根據録音整理

經講課專家本人審定

華學誠統稿

编辑：闫巧艳

审核：燕黎宁

来源：“文献语言学”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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